“又红又专”开辟中国特色育才路

  ■本报记者 杨晨光 

  现在，“又红又专”这个名词鲜有人提及，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却是一个广泛流传的教育口号。当时，这句口号和一个人的名字——蒋南翔，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2年的最后一天，39岁的蒋南翔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位长达14年。他在学校提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对每一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的学生都影响深刻。应该说，时至今日，清华大学一直受益于蒋南翔所确立的教育方针。

  “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邓小平在1980年时说过的这句话，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顾名思义，“红”就是政治成熟，“专”即指业务熟练。今天的人们虽然不再把这两个字放在嘴边，但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始终是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的必要前提。如今的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对这一点尤为重视。

  “5字班”中走出两位政治局常委、3位正部长和7位院士

  2009年4月25日，清华大学大礼堂前，400多位头发花白、平均年龄67岁的老人坐在一起拍照。蔚为壮观的合影方阵，引来不少路人驻足。

  站在合影的人群中，年近古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50年前一个秋日的傍晚。1959年9月8日，北京正沉浸在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欢乐之中，19岁的山东小伙周孝信从前门火车站走下火车。“我记得，那时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脚手架还没有完全拆除。”

  第一次来到北京，走进清华园，周孝信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那年秋天，包括周孝信在内，共有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51所中学的2079名学生走进清华园，进入12个系的33个专业学习。由于这些学生在1965年毕业，在校时简称“5字班”，毕业后称1965届。

  他们是全国1500万同龄人中的幸运儿，也是幸运的一届。

  自5班（自动控制系1965届）毕业生奚和泉说：“在校期间，我们前未赶上‘反右’、‘大跃进’的冲击，后未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比较完整系统地接受了6年制本科教育。”

  50年后，恰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喜庆日子，他们也迎来了自己入校50周年。今年4月25日，他们中的部分代表回到母校，参加《半个世纪清华情——清华大学1965届毕业生入学50周年纪念文集》首发式。

  89岁高龄的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特地赶来参加首发仪式，亲自向1965届学生表示热烈祝贺。耄耋之年的老人精神依然饱满。面对他最喜爱的一届学生，刘冰说：“这届学生在校时坚持又红又专的发展方向，是贯彻蒋南翔教育思想最完整的一届。他们后来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也是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生的缩影。”

  “5字班”的毕业生中，走出了胡锦涛和吴官正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了3位正部长——原城乡建设部部长叶如棠、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还有不少人成为各自领域里的专家、教授、学者，其中有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86岁的原教育部部长、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的何东昌感慨地说：“65届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届，尽管他们已经毕业了半个世纪，但是他们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健康成长，成为检验我们五六十年代高等教育历史成果的一个典型案例。”

  “入学洗礼”——红专大辩论

  1959年冬天，一场严肃而带有几分神秘的“红专大辩论”在清华大学开始了。刚入学的原城乡建设部部长、建5班(建筑系)毕业生叶如棠，把这场辩论称为“入学洗礼”。

  中学时长期当学生干部、在表扬声中长大的叶如棠，进了大学却成为“无职一身轻”的“白丁”，他的心里难免出现思想波动。“那时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在‘红专道路’的选择上作出调整。”叶如棠说，“既然在政治上组织对我有看法，我就在专业上多努力，将来一样能为国家多作贡献，到那时再‘红’也不晚。”

  叶如棠毫无顾忌地向全班90余名同学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虽然其中大多数人他还叫不出名字。让叶如棠始料不及的是，“辩论”马上一边倒地展开了，他成为“正方”抨击的唯一对象，也成了学校上下闻名的“白专典型”。

  其实，红专问题的辩论从1958年开始就在全国展开了，缘于毛泽东在1958年初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有一条专讲“又红又专”。

  “学生的思想很活跃，有‘先专后红’想法的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时任清华自动控制系党总支书记的凌瑞骥，如今已年近80，但回忆当初，他依然记忆深刻。

  事实上，叶如棠早就忘记了当年“批判”自己时同学都说了什么话。但是，1960年暑假和同学沈三陵之间的一段对话，让叶如棠至今难忘。在十三陵水库军训间隙休息时，时任小队长的沈三陵和叶如棠站在山坡上聊天。叶如棠说起思想认识会有反复，沈三陵看似不经意地随口说：“你可别‘运动’一来，打开思想包袱晒晒太阳，‘运动’一过，就把包袱裹起来，照旧背着走。”

  “这个比喻真是太深刻、太经典了。”叶如棠感慨地说，“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心灵的天窗，对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叶如棠能感受到，班里所有同学丝毫没有因为他曾是“红专大辩论”的反面典型而对他另眼相待。后来，叶如棠还被全班同学民主推选为班长，在毕业之前又加入了党组织，让叶如棠在离校前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

  大辩论确实让一批学生进一步树立了奉献祖国的理念。毕业时，“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大的志愿”成为65届毕业生喊出的口号。绝大多数学生填写的分配志愿都是西部、基层，很少有人选择大城市。尤其是当时遭到大家“批判”的几个“白专典型”都被分配到国家最关键的核心部门。

  多年学生干部的经历，加上各种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锻炼，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叶如棠具备的这些特点，都在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逐步实现“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方向后，显得弥足珍贵。从北京市建设设计院设计室副主任开始，叶如棠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被连提七级，从副科级到了正部级。

  当然，像叶如棠这样的提拔还属于特例。但是，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清华1965届毕业生先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其背景大致都相同。

  “现在看来，当时的‘红专辩论’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凌瑞骥感慨地说，“不是‘你压我’、‘我批你’，而是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学习经典、热烈讨论，讨论内容也不仅仅局限在‘红专关系’，涉及到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才道路更加清晰。”

  “清华如果能出‘爱因斯坦’，那是清华的光荣”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新的一届领导集体形成，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当时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9人中，有4人都毕业于清华大学，他们是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和吴官正，其中有三人是在大学时入党。

  听闻消息，清华大学建筑系65届毕业生陆强脑海中立刻浮现出1965年年初那个下着大雪的午后的情景。

  当时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陆强作为大学生参加了在河北某村的工作队，而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也在村中“蹲点”，指导工作。他常把来自清华的学生们叫到他那间小屋里聊天，气氛很轻松。

  陆强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蒋南翔：“身穿一套朴素的深蓝色中山装棉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框的近视眼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除了脸上稍显白净外，就像一个普通干部，一点没有‘大干部’的架子。”

  那天午后的谈话让陆强印象最深。蒋南翔说：“有一句口号，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还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

  蒋南翔的话给陆强和他的同学们带来了一种在当时政治氛围中从未有过的感受。离开校长的小屋，走在村里的路上，陆强的脑子中反复回味着校长的话。“当时，普遍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得好听一点，也仅仅允许一部分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进入劳动人民的队伍。”陆强说，“蒋校长却说我们能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我开始感受到蒋校长在清华所倡导的‘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深意。”

  正是有了这样的教育理念，清华大学培养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科技功臣中，有14位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

  刘冰说：“清华在人才培养上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师资、管理，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

  《蒋南翔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清华在学生中开展“红专关系大辩论”后，当时学校里，有的同学不敢多看业务书，怕被说是走“白专道路”，在图书馆看业务书时，还要把《红旗》杂志盖在上面。有个别班级在辩论中把想当爱因斯坦的同学看成是要走“白专道路”，加以批判。

  针对这种情况，蒋南翔说：“千万不能这样，清华如果能出‘爱因斯坦’，那是清华的光荣。只红不专或先红后专也不对，学校应该着重反对这种情况。”

  只要是给学生作报告，蒋南翔总是会反反复复地阐述他对红与专关系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在清华学习的每个学生，对于他关于红专的论述，都耳熟能详。

  “蒋校长对‘红’的论述是分层次的，并不是一刀切。”电机系65届毕业生王心丰说，“他把思想境界比喻成‘上三层楼’来要求，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到大公无私，不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最高境界，但特别强调‘为学’先要‘为人’。”

  在“红”与“专”的关系上，蒋南翔曾形象地举例说：“红和专的关系，就像你从清华西门出发去颐和园，你得经常抬头看看万寿山是否还在前面，这就是你的方向，但你大量时间是走路，应该是花在一步一步走路上。”

  他的这些比喻，生动具体，几十年以后，人们还在沿用他的比喻。“‘上三层楼’，体现了学校对学生思想政治上既严格要求又区别对待的指导思想，至今还是我们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指针。”曾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方惠坚这样说。

  三支代表队让学生成为“复合型人才”

  蒋南翔在提倡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时，总是强调不能把学生都培养成“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为了让学生有特点、有特长，清华通过建立三支代表队，即政治辅导员、科学登山队以及文艺体育代表队，培养学生向着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

  无线电电子系65届毕业生靳东明虽已年近古稀，但面色红润，笑容可掬。“我可是当过舞蹈队长的人。”最让靳东明自豪的是，念大学的时候他有两个集体，一个是专业学习的班集体，一个是文工团舞蹈队。

  成立于1958年的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为演出和排练方便，对部分骨干队员实行集中住宿，单独配备辅导员和成立党团组织。直到现在，清华的学生艺术团还延续着这种组织形式。

  舞蹈队员们每天早上会在宿舍前面的小路上练功，业余时间除了排练，就是开会。全队都集中到一个宿舍，上下床都挤满了人，学习、讨论、辩论，然后听团支部书记总结。当时，作为低班学生的靳东明只是“听会”，看到高班同学一个个作长篇发言，他心里羡慕不已。

  由于课余时间占用得较多，靳东明宿舍“5字班”的几个人，晚上都会去图书馆自习，直到熄灯才回来。几年下来，文工团集中住宿队员的平均成绩比班上一般同学还要高一些。“舞蹈队的同学大都思想活跃，积极上进。”靳东明回忆说，“当时，水5班的胡锦涛、焊5班的黄辰奎，还有我，都先后在舞蹈队入了党，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终身奋斗目标。”

  “近朱者赤，在文艺社团这些优秀的同学之间，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合唱队队员、建筑系65届毕业生吴亭莉说，“在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健康活泼、团结友爱的特殊集体中，日后出现一批在中国的政界、科技界有影响的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两个集体”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还是个创举。蒋南翔具有开创性的教育思想不止这一项，还有始于1953年的政治辅导员制度，这也是中国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的源起。

  25名大三学生成为清华历史上首批政治辅导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他们所做的工作被形象地称为“双肩挑”，即一肩挑业务学习，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

  时任土建系分团委书记的单德启说：“按照蒋南翔校长的要求，我们不能把学生管死、管窄，而是要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宽容的相互关系，学生和辅导员相处时思想都不设防。”

  在单德启的印象中，建5班有位同学相当关心政治，常常到他的房间看《参考消息》，还会就“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我们搞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是不是‘互相对称’”这样的问题和辅导员讨论，敞开心扉，尽管不一定有结论，但是大家都谈得非常开心。

  方惠坚说：“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的本质是红专结合，政治与业务渗透，业务工作优秀的人懂得政治思想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优秀的人又懂得业务，这种‘复合型人才’对人才的培养将如虎添翼。”

  历史证明了这个观点。

  从1953年到1966年，清华总共培养了682名政治辅导员。活跃在当今社会政坛上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很多产生在这批清华学子之中。

  20世纪60年代，蒋南翔要求教务处从全校一万多名学生中选拔出一些学习成绩最优秀、有特长的，通过制订单独的教学计划，配备指导教师，多指定一些参考书，对其课程和毕业设计给予更高的要求。由于是万里挑一，学校里称他们是“万字号”学生。

  自动控制专业65届毕业生郝惠言就是这样的学生，接受过2年多的“因材施教”。在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上午上完课，郝惠言就去办公室找系主任钟士模，钟教授放弃午休，推迟回家时间，专门辅导他一个人，小至一个在字典上查不到的英语词组，大至一些重要的专业概念。

  “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得益于学校实施的‘科学登山队’政策。”郝惠言坦言，“开小灶，吃偏食，让我终身受益，在工作中成为国企自主研发的技术革新者，逐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说：“这三支队伍在培养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上殊途同归，对推动培育学生的工作和提高学生的培养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宝贵的教育就是课程教材之外“剩下的东西”

  6年大学生活在人生长路上只是短短一段，但给“5字班”学生带来的影响却是终身的。

  “学校里的所知所会所能，变成了工作以后取之不尽的‘老本’。”建筑系65届毕业生马国馨后来被评为国家设计大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入学时他却给人以“清高”、不合群的印象，毕业时同学都说他和入学时判若两人。马国馨将成功归功于清华大学的“两个集体”制度：“参加了文工团让我变得‘关心集体’了，学会了团队协作，这在后来的工作中帮我攻克了不少技术难关。”

  蒋南翔深刻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创新，历经50多年的历史检验，接受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今天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今天的人们，对改革开放后30年取得的成就，容易取得共识。而对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有一些失误，人们存在一些歧见，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尤其是解放后到“文革”前的17年。

  对此，何东昌感慨地说：“‘文革’前17年，我国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虽然时间不长，也不够完备，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为我国改革后30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历史不能割断，今天的“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很多是前30年培养的。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础。

  80岁的老人凌瑞骥现在每天坚持看《参考消息》。前两天，英国《卫报》一篇专家观点称：中国崛起会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对他很有触动。“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要走自己的路。”凌瑞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的干扰下，蒋南翔其实就是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道路，造就一代全新的知识分子，体现在‘又红又专’上，现在看，取得了效果。”

  不光是学生队伍，清华的师资队伍也在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学术地位越高的群体，党员比例越高。院士中85%以上是党员，教授群体的党员比例达到80%。

  “学生最佩服的教师都是党员，这对于学生的影响可想而知。”方惠坚充满激情地说，“从教师到学生，都在政治上、业务上严格要求自己，这就形成了优良的风气，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爱因斯坦讲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是教育？当你离开学校以后，把老师们的堂堂讲课都忘了，把那些课本教材都忘了，还剩下的东西，那就是教育。”

  曾担任建5班政治辅导员的单德启经常在想，“剩下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人’的自我成长。”单德启感慨地说，“‘5字班’学生的成长，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可以说是符合这一价值的标本之一。”

  1987年，蒋南翔在最后一篇关于教育的论著《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中，十分恳切地指出：“我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评价教育的成败优劣，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如何。”

  聚是一团火，撒是满天星，在学校就要把这团火点旺，到社会就要把星星撒满。“我们水5班将近130人，绝大多数人在退休的时候，仍在县水利局、在基层干水利事业。没退休的同学，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大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无愧于学校的培养。”65届清华毕业生、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这样说。

  正如汪恕诚所说，记者见到的65届毕业生，都已年过花甲，但显得生气勃勃，充满生活激情和工作热情。又红又专、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这些学校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他们宝贵的人生财富，影响着别人，在社会中传递。

  自5班毕业生、我国著名航天专家吴宏鑫院士说：“有母校给我的正确的人生观、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过硬的本领，我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毕竟，一个民族，需要多一些胸怀大志、仰望星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