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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讲堂 □有着巨大“救世”热情的苏格拉底，是如何付诸行动的？在没有行政资源的情况下，教育是最好的手段。 □自从教育走向学园的那一刻起，理智生活与民众生活的冲突就一直存在，并一直较劲儿。 □柏拉图很看重亚里士多德这个学生，并称之为“学园之灵”。可又说，“要给亚里士多德戴上缰绳”。 □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并未成为其学园的继承人，原因是他不愿背弃自己的主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张康桥 今天的欧美发达各国，无论是人种上，还是从国家的起源上，大都跟古代希腊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们的文化坐标上却无一没有那个半岛的位置。在他们的国家建筑、政府标志、博物馆、文教体系和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都能找到希腊的文化基因。是谁悄悄播下的种子？有三位老师不能忽略，那就是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的“公开课” 哲学家苏格拉底生活在处于“社会危机”中的古希腊。有着巨大“救世”热情的苏格拉底，是如何付诸行动的？在没有行政资源的情况下，教育是最好的手段。循此目的，无论何处，无论面对何人，他都“好为人师”，许多成功的“教学案例”凝聚成了著名的“苏格拉底教学法”，苏式教法由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组成。 苏格拉底为“救世”而教人，更多的时候是义务教师，当然没有学费了，所以苏格拉底一生清贫。但是他创造了许多经典的教学场景，而最为著名的就是“苏格拉底的审判”。 苏格拉底的审判，可以说是一堂跨越各个世纪的“公开课”。在柏拉图天才的描述下，苏格拉底以一个受崇拜的英雄、俗世圣徒的形象为后世敬仰。 在申辩的开始，苏格拉底面对的是作为整体的雅典人。这发生在原告陈述之后，原告的言语方式基于悲剧诗人（美勒托）、演说家（吕康）和政治家（安匿托士）的风格，因而是修辞性的，雅典人深深地沉浸于修辞之美中。需要说明的是，苏格拉底面对的是由500多名普通民众组成的审判团，最后的判决是由票数决定的。显然，影响审判者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通常的做法是“没有必要说真话，只要让民众相信你是在说真话就够了”。苏格拉底并不是不理解这一点，但他一上来就表明自己要站在真实地表达自己这一边，并且他将始终践行这一承诺。苏格拉底的申辩是很有力量的。 美勒托等人是以“不敬国家的神”和“腐蚀青年”的名义起诉的，我们来看看苏式的“反讽”。 苏格拉底问美勒托，你说我腐化和误导青年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美勒托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有意的。苏格拉底讥讽道，谁都明白和坏人接触是有害的，如果将自己接近的人引诱变成坏人，自己岂能情愿接触坏人而受害？明白此理的人还去这样做，精神显然不正常，不正常的人怎会是有意的？ 他又问美勒托，你说我不信国教，这是说我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美勒托说，当然是无神论者，所以要问罪处罚。苏格拉底又说，可你还指责我引进新神，并因此控告我腐化误导青年，这不是在讲我是有神论者吗？ 这样的“讽刺”应该是十分有力的，但引起的却是阵阵骚动、哄笑。他的“助产术”对于美勒托等人只有失败，因为在情感上已有许多人拒绝相信苏格拉底。这也使我们明白，苏格拉底教学法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受教育者必须有探求真理、追求知识的愿望和热情；受教育者必须就所讨论的问题积累了一定的事实与知识。 苏格拉底说明自己为何不向审判团求情：求情意味着违背自己的“内心”，所以求情的语言是不正当的，因为不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所有语言在此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的名字就叫做苏格拉底。死刑判决后，死亡也变成了苏格拉底的言语方式。 苏格拉底这样来“总结”申辩的失败，他每日讨论道德问题，省察自己和别人，原是于人最有益的事情。可是，一天之内就判决死刑案件，时间太短，他已无法让人们相信一个真理了，这个真理就是“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无数个成功案例再加上一个“经典的失败”，似乎在表明一个观点，那就是“语言首先是一种精神力量”。为什么这样说？苏格拉底是从自知其无知开始他特有的教学活动的。其实，在他看来，一切思考都应从这里开始。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这是爱智慧的起点。人们对什么无知？对最重要的事情，即灵魂中的事情。人们平时总在为伺候肉体而活着，自以为拥有的那些知识，说到底也是为肉体的生存服务的。因此，必须向人们大喝一声，让他们知道自己对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一无所知，内心产生不安，处于困境，从而开始关心自己的灵魂。“认识你自己”——这是铭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苏格拉底用它来解说教育的使命。“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你的灵魂，那才是你身上的神圣的东西，是使你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从广场走向学园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受牵连的学生柏拉图流亡、游学多国，其间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很大。苏格拉底平反后，约40岁时，柏拉图回到雅典创办阿卡德米学园，据说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书“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此后，阿卡德米学园延续了近千年，仿佛是宿命，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大帝还是以“不敬神”的名义关闭了学园。 阿卡德米学园是柏拉图实践理想的基地，也是柏拉图的精神天空。在学园里，柏拉图善讲故事，他的教学一定很有趣。让我们来聆听著名的“洞穴故事”： 有一些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地洞里，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捆绑着，不能动，也不能扭头，眼睛只能看着洞穴的后壁。在他们的背后有火光，在火光与他们之间有一堵墙。另有一些人如同演木偶戏般高举各种石制、木制的人、兽玩偶，沿矮墙穿行。囚徒们每天看着眼前洞壁上变换着的各种影像，他们把那些影像看作真实的物体。 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挣脱了绳索，他生平第一次扭转头，看到那些石制、木制玩偶，也看到了火堆。刺眼的火光让他很痛苦，但是在看到那些造成影像的玩偶时，他仍然习惯性地认为这时看到的洞壁影像是真实物，是唯一现实之物。当他终于来到洞口，经过长时间的适应之后，他学会了先看阴影，再看水中倒影，然后看事物本身，之后仰望天空，直接观看太阳本身。此时，他终于懂得先前的洞穴生活的悲哀，并庆幸自己的这一改变，而替伙伴们遗憾。这个过程就是灵魂的转向过程，一个从影像、实物、意见到理智的灵魂攀登的过程。柏拉图认为好的教育过程就是灵魂转向的过程。 当已经走出洞穴的人，重新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时，他首先遭遇的问题是对洞穴黑暗的重新适应。更重要的是，当他试图向那些固守洞穴的同伴解释——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为他们指出光明的道路，反而被取笑，甚至会被洞穴中的囚徒们视为异类而处死。 非常巧合的是，苏格拉底本人正是被以民主著称的雅典处以极刑，这似乎预示着理智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冲突。苏格拉底拒绝认同民众的生活姿态，秉持神意，自诩牛虻，以老师的名义与民众生活为敌。《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这似乎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文化播种者的命运隐喻。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苏格拉底高明，如果说苏格拉底是直接走向广场，走向民众，公开与民众生活为敌，那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是避开与民众的直接冲突，转而走向学园。但自从教育走向学园的那一刻起，理智生活与民众生活的冲突就一直存在，并一直较劲儿。人们似乎一会儿固守“象牙塔”，一会儿又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一会儿清高甚至自恋，一会儿又匍匐于资本与产业化。 为理智生活辩护，为人文教育辩护，是一项事关美好未来的行动。因此，哲人再回到“洞穴”，尽管明知会遭致冷遇，但理智生活者必须担当。 人的责任要我们更尊重真理 阿卡德米学园里主要开了四门课：数学、天文、音乐和哲学。柏拉图要求他的学生不要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要生活在头脑形成的“理式”世界中。他常常形象地教诲：“划在沙子上的三角形可以抹去，可是三角形的观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留存下来。”在柏拉图看来，天下万物都是由理式产生的，包括柏拉图本人在内的现实世界，都是理式的影子。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就是“唯心论”。 柏拉图的一个学生，特勤奋。有一次，柏拉图老师作报告，专门讲“善”。大概太枯燥了，只有一个听众，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同学。亚里士多德其貌不扬，但智慧过人。 17岁时，亚里士多德被送到阿卡德米学园，在那里一学就是20年。柏拉图很看重这个学生，并称之为“学园之灵”。可是，他又说：“要给亚里士多德戴上缰绳。”意思是说，亚里士多德非常聪明，思想敏捷，不同于一般人，但不加以管教，就不能成为柏拉图期望的人。 后来，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的许多唯心论观点。他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不是靠什么观念产生的。代数和几何的定律是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是先有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三角形状的东西，然后才有头脑中的三角形观念。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道，“理式说”虽然是我们最敬爱的人提出来的，但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作为哲学家，为了维护真理，一定得牺牲个人的东西。两者都是我们珍爱的，但人的责任却要我们更尊重真理。这就是我们通常熟知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被公认最适合继承阿卡德米学园衣钵的亚里士多德并未成为继承人。原因是亚里士多德不愿背弃自己的主张，不认同柏拉图的“理式说”。 这就是古希腊的智者，决不背弃自己的观念，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智生活。 这样的基因也植入了希腊文明，并凝聚为一种精神——不敬神，不畏俗权，只有真理才能指引人前行。因此，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 《中国教育报》，2010年5月2日 星期日，第4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