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之三

在南京高等师范，陶行知先当教员，1918年起任教务主任。1921年，南京高师并入刚建立的东南大学，陶行知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同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出任主任干事，并任该社《新教育》杂志主编。陶行知从任教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的教育，主张采用试验主义教育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归国不及即结合实际，撰写《教学合一》，主张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1919年担任教务主任后，便把教学法在南京高师全面推开，且很快传到其它学校并辐射到各地，全国大、中、小学纷纷仿效。教学法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教授法，这是陶行知在教育改革领域作出的第一个贡献。陶行知还促进南京高师改革超生制度，与北京大学相约，正式招收本科女生，可说是我国大学最早开放女禁的实行者之一。

为提倡新教育，“五四”运动前夕，陶行知与胡适等一道，代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新体育社等团体，邀请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并陪杜威到南京高师演讲。之后的1921年9月，又邀请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来华讲学，陶行知陪同孟禄到各地访问演讲并担任翻译。杜威、孟禄的来华讲学，传播介绍了西方新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是积极筹备者、促成者。同时，陶行知还着力进行办学实验，如1920年举办了南京高师也是中国高校的首期暑期学校，连办三年培训教育干部和教师；创办私立南京安徽中学并亲任校长；创设南京长州岛上的昆明学校，也是第一所平民初级学校。这些早期的办学活动，对他教育思想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陶行知在早期的教育活动中就感到，教育改革、教育救国必须有组织、有同志。1919年元月，他作为发起人之一，组建了中华教育共进社，办了社刊《新教育》月刊；1921年底，共进社、《新教育》、调查社三家合一，产生了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任主任干事，主持具体社务工作，并被公推为《新教育》主编。陶行知一直是《新教育》的主将，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担任主编后，又延聘了40多位中外教育家担任编辑，特邀各国教育界人士撰写最新的世界教育消息。陶行知发起参与的早期教育团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顶梁柱。

志在救国 平民教育

1923年开始，陶行知主要精力投入平民教育运动，全家也从南京迁到北京。他为“平民教育”下了定义：是平常人的教育，这种教育要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经费教导年长的人民识字、读书，爱国、做好人，而且平民教育要叫所有的人平民化。陶行知与二三同志发动的平民教育，很快成为一个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教育运动，陶行知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

1923年5月，陶行知与朱其慧邀集晏阳初、黄炎培、胡适、袁观谰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朱其慧是熊希龄的夫人，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中华教育改革社董事长。朱其慧热心于教育和慈善事业，陶行知、晏阳初等人推朱其慧为筹备会主任。6月，陶行知与朱其慧、黄炎培等人组织建立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着手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课本，一套四册96课，每天用一个钟头学一课，读者对象是12岁以上的不识字者。8月，课本编成。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董事会执行书记。这次大会参加者众，各省教育厅、教育会、平民教育的有关团体机关均派代表与会。

平民教育运动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为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辞去了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放弃了每月400块银元的高薪。这期间，中央政府曾要他出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武汉大学）校长，他坚辞未允；金陵大学要聘他当校长，他也谢绝了母校的盛情。这样，他得意全身心投入了平民教育运动。从1923年秋季开始，他风尘扑扑奔走于全国十几个省市，把平民教育输入到工厂、农村、军队、旅店、庙宇，甚至监狱中去。他创造出连环读书法，开办了平民读书处，身体力行，在家中办了“笑山读书处”，还促使梁启超、胡适、熊希龄等京中名流都在家中办起读书处。几年时间里，在陶行知的积极倡导、四处奔走下、平民教育推行到全国20个省区，仅《平民千字课》课本就发行了300多万册，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教育。

乡村教育与晓庄师范

在平民教育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陶行知就冷静地看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陶行知发现，中国历来不重视乡村教育，即使办了少数学校又走错了路：没有与农业携手，没有用穷办法办学，走的是一条死路。他要探寻一条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1926年1月，陶行知提出“师范教育下乡运动”，认为“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指出“要筹幕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陶行知看来，乡村教师是改造乡村的灵魂，创办乡村师范是搞好颖村教育运动的关键。所以他决心创办一所试验乡材师范学校。

1927年至1936年，陶行知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实践了他所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为中国教育探寻生路的过程中，陶行知在政治上也日趋成熟。

1927年3月25日，经过一年的奔波筹备，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终于在南京劳山下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是一所以培养农村教师为目标的新型师范学校。陶行知说：“要想化农民，须受农民化。”他带头脱下西装革履，穿起来布衣鞋，他住牛棚柴房，还风趣地说：“睡在稻草铺上比钢丝床还有趣。”

他们来到一位熟悉的陆姓农民家里，陆家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请他们吃了一顿简朴的农家晚饭。然后在堂屋里铺上厚厚的稻草，放好被褥……有趣的是，在他们的地铺旁边，卧着一条水牛，这位“牛大哥”竟像知道有客人来似的，一声不响轻轻的嚼着稻草。这稻草，这水牛，这泥土，这农家的气息，不都是一首首真正的诗么？陶先生灵感来了，两句诗涌上心头：“一闻牛粪诗百首，风花雪月皆变色”。

陶行知先生把这次夜宿农家与“大牛哥”同铺的情景，写信告诉母亲、妻子、妹妹和四个孩子让他们也分享他的喜悦。他在信里面写到：

“正月初四是试验乡村师范行立础礼的一天，同时请城里的人下乡拜年。我初三晚就下乡，住在一位姓陆的家里。晚上打地铺，睡在稻草上，暖和得很，比钢丝床还有趣。我们六个人睡在一铺，一位是我自己，一位是钱向志先生，三个安徽公学的校工，还有一个你们猜是谁？猜得着的将来可以多吃一块糖，桃红，小桃，三桃，蜜桃都猜猜看，你们怕是猜不着的。待我说来，它是一条耕田的牛，睡在我的旁边，脾气很好，也很干净……”陶先生下乡与“大牛哥”同铺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

2月5日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主持试验乡村师范奠基仪式，宣布改“老山”为“劳山”，改“小庄”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意为“在劳力上劳心”、“日出而作”，又寓意学校的创办意义——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如日出破晓。

他带领学生下田劳动，被大家称为“挑粪校长”。晓庄师范有一项“会朋友去”的活动，规定学生每击都要到农民家去访问，和农民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陶行知自己交的农民朋友最多。这是陶行知个人在这里建了茅庐，名日“五柳村”，把老母、妻、妹孩子从北京接来，居住于此。

晓庄师范根据农村的特点，按照陶行知创立的“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组织学校活动。学校不分班级，也无上下课制度，分设五种教学做：一是中心小学校工作教学做；二是教务政教学做；三是征服自然环境教学做；四是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五是学生生活教学做。他把教育与生活、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员在指导员指导下生活，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陶行知在晓庄试验生活教育，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教育效果和社会声誉。晓庄的学生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全国各地来晓庄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试验师范的事业也逐步扩大，除学校开初的第一院落（小学师范院，赵叔愚任院长）、第二院（幼稚师范院落、陈鹤琴任院长）外，又陆续增设了晓庄中心小学校、中心幼稚园、民众夜校、劳山中学、晓庄医院等，学校亦改名为“晓庄学校”。1928年4月，陶行知又受浙江省委托创办湘湘师范学校，委派晓庄学生操震球任校派去学生创办新安小学，陶行知兼任校长。由于陶行知对于中国教育革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海圣约翰大学在1929年12月24日授予他科学博于荣誉学位。

陶行知办晓庄师范，主张办成“自由园地”。晓庄学校有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师生们参加反帝反帝爱国斗争，积极支持下关工人罢工，陶行知都予以大力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污蔑是共产党操纵学生闹事。

1930年4月8日，国民党政府密令教育部，停办晓庄学校，又用武力封闭学校，逮捕学生。陶行知也被扣上“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遭到通缉。陶行知经友人劝说，先避居上海，后流亡日本。晓庄学校只办了三年零二十四天就被扼杀。但是劳山脚下升起的一片中国新教育的曙光将永远闪耀在教育史上。

科学下嫁运动

陶行知从1930年秋到日本到1931年春潜回上海，时间不长，但他对日本科不技术的发达促成国家的强盛，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陶行知联络了一批从欧美留学回国的专家，如丁柱中、高士其等，以及部分晓庄的师生，展开了“科学下嫁”运动，力图把科学知识普及到工家大众中去。“科学下嫁”运动包括了创立“自然学园”、编辑〈儿单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创办了儿单科学通讯学校等内容。陶行知指出：“做一个现代化的人，必须懂得现代化的知识，……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和能继续不断地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在３０年代初期，他就看到科学技术和科技教育的重要性，确定是难能可贵的。陶行知还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上开辟俱专栏，边疆发表104篇杂文，驳斥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反对“文化围剿”，发挥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作用。1931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这是一篇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于一体的宏文。其中的人口思想对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出路都有指导意义。这时陶行知在教育实施上的重要成果是创办了山海工学轩团。

1932年10月，陶行知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其宗旨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它的教育目的是唤醒农民、组织农民向大自然进军，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斗争。

山海工学团以招收农民弟为主，“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边劳动边学习。团内举办的秤事业，有木工、藤工、种菜、养鱼、养鸡、养蜂、织布、摇袜等。工学团教农民科学种田，相继办起了“棉花工学团”、“菜团工学团”、“养鱼工学团”等。学校参加社会改造，实施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权、节育六大训练，以便造成中华民族的健全分子。

山海工学团的儿童团员张健经常为友讲故事，深受欢迎，农友亲切地称呼他为“小先生”。陶行知对于“小先生”这一新生事物极为重视。1934年1月28日，山海工学团召开普及教育总动员大会，17处工学团316人参加。会上，陶行知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之后，他写了〈小先生〉等文章，作为普及教育的方法加以推广。安徽是陶行知的桑梓乡邦，1934年陶行知应省教育厅之邀，赴省会安庆演讲发动后，小先生一时活跃于大江南北。由于“小先生制”适合普及教育的需要，很快在国内23个省市的普及教育中得到推广，还对东南亚带的普及教育产生很大影响。

山海工学团从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被迫暂时停办，近五年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上百名干部，并教育了周围众多的工家大众。而工学团这各形式更是在全国传播，歙县在五充工学团就办得极有特色。工学团事业产生的“新安施行团”，行程五万里，把救亡宣传送到塞外边疆，成为中国少年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