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与国难教育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
1936年 5月 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发生时，陶行知正出访国外。沈钧儒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因国内时局动荡，本人被当局通缉的原故，也为了增强对外交流，陶行知先生七进美国，六进法国，五进英国，四进加拿大，三进德国和锡兰，二进埃及、印度和新加坡，还到过墨西哥、爱尔兰、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巴基斯坦、黎巴嫩、吉布提、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历时20个月。如此出国地域之广、时间之长，除了朋友们为他筹措的6000元外，其余开支全靠他自己在外讲学收入和稿费支付。
陶行知此次以“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总计行程十万八千公里，因此他戏称自己是“摩登孙悟空”。足迹所至，遍及28个国家和地区，他广交各国朋友，唤醒海外侨胞，实践了行前的诺言:“把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种子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里。”
在加拿大访问期间，陶行知在加拿大国会演讲，呼吁世界民主力量联舍起来，反对和平与民主的敌人;他还和白求恩大夫两度交往，最早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真诚敬意。在墨西哥访问期间，记者为他摄下了一张正在作演讲状的照片。他身穿西服，义气昂扬，双手张开，正在呼唤着人们。这是陶行知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呼唤和平的历史记录。
1937年 7月30日，在洛杉矶，下午会见杨虎城将军；他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经主人介绍，他认识了应邀赴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利亚医院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在宴会上，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抗日的形势，表达了希望得到国际援助的愿望。白求恩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如果需要，我将愿意到中国去。”陶行知代表中国人民对白求恩表示欢迎。1938年3月，当陶行知第四次访问加拿大时，白求恩率领的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已经到达了延安。
1938年1月举行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上，陶行知同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被选为理事。同年6月，陶行知又以救国会领袖身份当选国民参政会安徽省参政员。多年来日暮以求的全国团结御侮的新局面正在形成，陶行知迫切希望返回祖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
1938年6月15日，陶行知离开纽约，前往伦敦西行回国。6月24日离开伦敦前往欧洲大陆。是日，陶行知为《鲁迅全集》出版题诗:“满地荆棘满天云，前路先生认得清。点起火把六百万，照人创造到天明。”这既是鲁迅先生的写照，也是陶行知一生的追求。随后，他历经法、意、奥、德、匈、南、保等国，于7月20日到达希腊的雅典。在德国，他在抗战纪念会上讲演；在法国，参加巴黎爱国华侨抗日救国大游行；在维也纳，特别考察法西斯活动，亲眼目睹了纳粹旅行操；在希腊雅典参观教育家苏格拉底坐过的石牢，坐5分钟以示敬仰，又写诗“这位老人家，为何也坐牢？欢喜说真话，假人都烦恼”。
陶行知在1936年和1938年，曾经三次拜谒马克思墓——位于伦敦公共墓场，墓号是24728号。他还写了一首小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二八，小坟葬伟大。”
离开雅典后，他的中东行程加快。7月26日在开罗爱兹哈尔大学，留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欢迎陶行知，他又作了一场促进民族团结抗日的演讲。27日，他从开罗上船，经苏伊士运河，出红海，入印度洋，至科伦坡。8月8日，陶行知抵达印度。
在印度短短几天之内，他从马德拉斯到加尔各达、孟买、谢岗。在加尔各达，他访问了印度文豪泰戈尔。在谢岗，见到了印度民族领袖甘地。这一周的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而深受鼓舞。8月15日，陶行知离开印度，经科伦坡、新加坡和西贡，于30日到达香港，回到了阔别近两年的祖国。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李公相、闻一多在昆明遭特务暗杀，全国为之震惊。陶行知悲愤之极，在得知自己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第三名后，置生死于度外，对劝他注意安全的郭沫若翦伯赞说：“我等着第三枪。”并给育才师生致信：“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翦伯赞所说的：“上海，这个没有边际的人海，从行知先生来了以后，波涛才汹涌起来。”
(景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