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汉大学原校长 刘道玉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一个参与、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全过程的教育工作者，我的感受是深刻而复杂的。回忆过去是必要的，但我不想谈过去，因为我认为更应展望未来，研究在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目标、过程、方式和措施。
我发言的题目是：“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言下之意，我们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一些教育改革，尚不能说是涉及到教育本质问题的真正改革。也许有人认为，这个说法未免太狂妄了，但事实就是如此，只不过我说出有些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真话而已。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不妨先引用两段极有针对性的讲话：第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论，他们指出：“像今天这样零星地进行一些教育改革，而没有一个关于教育过程、目标与方式的整体观念，这已不再是可取的了。”第二是梁启超先生在110年前的一句肺腑之言，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痛切地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
对照我国30年教育改革所走过的道路，正像上面所指出的，过去我们仅仅只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或者是枝叶性的改革，如教师聘任制、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后勤社会化、公开招聘院长、贷学金、独立学院等。虽然其中的某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有些并不是改革，甚至是误导，如大学合并和独立学院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甚至有人用乱象丛生来形容，其原因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教育本源的改革。
那么，什么是我国大学教育的本源呢？我认为大学教育本源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关于大学的理念问题。大学的理念是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理性思考和哲学抽象。这个问题似乎与古罗马学者奥古斯丁(Augustinus，A.354—430)对时间的提问一样，他说：“如果不问时间是什么，我大概还知道时间是什么；一旦问时间是什么，倒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同样的，大学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它的真谛。
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nuel Kant，1724—1804)，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是19世纪倡导自由教育的第一人，他的《大学理念》是第一本叙述大学理念的著作，他认为：“大学应该为自由教育而设，大学应该提供普遍性和完整的知识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门化的教育。”
涉及到大学理念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培养人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教育理念完全不同，西方是成长，而中国的理念是塑造，这是理念源头上的错误。成长的理念是以自然主义教育为基础，尊重受教育者的志趣和选择权，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选择，全面地发展他们的兴趣、个性、知识和智力。所谓塑造理念，就是把受教育者当作原材料，放在统一的生产流水线上，按照统一的模具和加工程序，生产出规格毫厘不差的产品。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几乎所有学校和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里。幼儿从小要接受父母的塑造，到了学校要接受老师的塑造，各类学校要接受教育领导部门统一标准的塑造。这样就导致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状况，学校失去了特色，学生丧失了个性和创造性。
其次，是关于大学的体制问题。笼统地讲，体制是体系与制度的简称，具体是指国家与企事业、学校的隶属关系和权力的划分。我国大学体制与世界发达国家大学的体制也是完全不同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自发诞生的，自发就带来了大学的独立和自由，这已经成为西方大学的传统。
对于大学的独立，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J•Jaques Derrida，1930——2004)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独立、自由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是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大师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4)是教育券的创始人，他说：“政府有义务投资教育，没有必要经营教育。”
我国大学的体制是高度集权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我国大学虽然也是起源于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但是它们在中国一直没有生存的空间，1952年的大学院系调整时，把它们统统地被取消了，使公办大学成了一统天下。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23年过去了，现在不仅没有放权，而且统管得越来越严重了，直属大学从23所扩大到76所，制定的各类教育工程越来越多，完全以计划经济和工程思维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这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的决策与管理权，严重地挫伤了大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我国僵化的大学体制，根源在于“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我们只是从西方移植了大学的躯壳，而没有注入西方大学的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中体西用”这个口号误导了我国一百多年，现在我们应当换一个思维的角度，至少在科学和教育上，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
再次，是关于大学的培养人才的模式问题。关于培养人才的模式，曾经有过通才(电线杆式的)与专才(宝塔式的)教育的争论，前后争论已有50多年了。前者是美国大学实施的通识教育，后者是50年代初学习苏联而实施的专门化教育，现在我国大学基本上还是专门化的教育。
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专门化的教育导致专业划分太细，学生的知识面太窄，难于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需要，也难于成长为杰出的人才。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曾明确地反对专业化的教育，他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我国台湾著名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先生也指出：“今日国家和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成为通人。夫通方之学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
2006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本来是征求他对“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的意见，但钱老却对教育提出了一条掷地有声的建言。他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年以后，钱先生又说：“中国长远发展上我最忧虑的就这一点。”他的建言发表后一年，教育界没有任何反响。2007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教育家座谈会，可是他们都没有读懂钱先生的建议。温家宝在谈到钱先生的建议时说，听了钱老的建议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看来，这是误解了钱先生的建言，他讲的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模式，而不是大师，况且大师是不可能直接从学校培养出来，而是要有天分，排除各种干扰，潜心治学，穷其一生才能成功。
上面我谈了教育真正变革的主要内容，那么怎样才能完成这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呢？这是一场十分艰巨的任务，不下大力气，不动大手术，是难于打破突破口的。突破口就在于教育部要彻底转变职能，坚决地、全面地放权，真正地实行大学独立自治。
为了开展这场真正的教育变革，我特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一次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为深化改革打下思想基础。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书中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状态。”我痛切地感到，我国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教育改革？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改革？应当从哪里改革，由谁来改革？我认为，从教育部到广大民众，仍然还是置身于改革之外，甚至对教育改革存在误解和误导。例如，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各个场合宣称，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所举证的例子之一是“两基”普及率达到85%以上。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因为“两基”普及率不属于改革的范畴。所谓改革是破旧立新、革故鼎新，而“两基”不是。我们应当说实话，我国20年搞的是假义务教育，是误导民众。义务教育是国际规范的政策，它的原意是强制(Compulsory education)教育，强制适龄学生必须上学，强制政府必须为学生支付学费，任何一方没有履行义务，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可是，我国1985年制定了《义务教育法》，但直到2006年秋才宣布免除农村学生学杂费，2007年免除城市学生学杂费。也就是说，自1985年到2006年我们搞的是假义务教育，是学生家长买单，政府落得义务教育的好名声。按照法律，那85%的学生家长要起诉教育部，因为2006年前的20年中没有支付学生的学费。这本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可是上上下下搞了20年的假检查、假评估，居然没有人提出质疑，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难道不需要对他们进行启蒙吗？
我不能不指出，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包括一些大中小学的校长、教师，他们所思、所盼的仍然是择校、培优、上补习班、重点班、考高分、上名校，等等。某重点大学四个教授常年包部卧车送子女到市内上重点高中，真是不惜血本。因此，教育改革启蒙不仅面对民众，而且教育战线上的干部、教师都需要，否则教育改革是难于进行的。
第二，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教育改革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的、思想前卫的教育学家和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士参加。30年的实践证明，教育部已不能领导这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因为改革要从他们改起，重新定位教育部的机构设置、编制和职能。这就像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开刀一样，必须借助外力。
也许有人会说，我以上所言是不合时宜的，但它却是我的肺腑之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古人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希望我的意见能够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