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减负”的历史先声

  在魏莲一卧室的书桌上，一个金边大镜框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里面是一封群众来信的复印件，右上方有几行毛泽东的批示，时间是“1964年3月10日”。

  透过一尘不染的玻璃，狂放不羁的毛体字似乎依然散发着墨香。

  “我根本没想到，这封信会被毛主席看到！”谈起往事，90岁的老人激动得像个孩子。

  1964年2月，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给上级写信，建议为中小学生“减负”。这封信几经辗转，最后以“群众来信”的形式被送至中央。毛泽东亲笔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

  这就是现代教育史上有名的“二月来信”。批示之前，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第一次集中地谈到建国后的教育，提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

  基层的呼声加上领袖的意见，使得“减负”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教育改革运动。由此开始，新中国教育也进入一个全面反思和改革的阶段。

  一位中学校长的来信

  1964年3月的一天，魏莲一被铁道部教育局局长叫到办公室。刚进门，局长就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份红头文件让她看，上面是毛泽东对一封群众来信的批示。

  当看到写信人就是自己时，魏莲一又惊又喜。她想起一个月前自己确实写过一封信，“向上面反映学生负担太重了”。

  “那时我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却什么都没有忙好。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候半夜就要起来，组织学生扛着红旗，唱着歌，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说起当年的事情，魏莲一至今感慨万分。

  到了节假日，学校还要下乡支农。铁路二中的学生大多是到西城区南口的农民家里，帮他们干农活，“一大早就排队下地劳动，铁锹都擦得锃亮，齐刷刷地扛在肩上。收工后，还要帮老乡们做家务”。

  魏莲一说的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是普遍现象。由于任务太多，许多学校不堪重负，纷纷找渠道向上级反映问题。

  “二月来信”的直接诱因，是1963年秋北京试行的“新十二年制教学大纲”。新大纲增加了教学内容，规定课时从每周的30节课增加到35节。等于每天由5节课改为6节，加上2节自习课，学生每天要上8节课。

  在劳动和其他活动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新大纲让学校和教师们无所适从。“每学期要上21周的课，但政治活动、劳动、期中考试及复习就占去了7周。学生要参加的活动太多。一次游行要练习好几天，根本没时间学习。”魏莲一说。

  教师们为了赶进度，只好在课堂上“满堂灌”，把课堂作业改为家庭作业，结果学生负担比以前更重了，“学生发明了各种‘学习方法’，有的一边梳头一边看书，有的一边跑步一边记东西”。

  身为校长，魏莲一焦急万分，于是找到既是领导又是老熟人的邓拓诉苦。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经常组织一些教育工作会议或调研活动，深受魏莲一的敬佩和信任。

  “我告诉他，现在学生的时间实在不够用。他鼓励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看看大家怎么想。”得到领导的支持，魏莲一的心里有了底。

  1963年12月，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魏莲一和其他几位中小学校长组成一个会议组。按照邓拓的建议，她在会上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不料引起校长们的共鸣。小组会上很快达成了共识：“学生课业负担本来就重，需要‘减负’。新大纲实行起来，更要‘减负’了。”

  接着，北京市委又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十几位校长继续讨论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并补充了许多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魏莲一作为会议记录员，记下了每一位校长的发言。会后，大家推举她执笔，将会上关于“减负”的讨论整理成报告。

  这份报告首先分析了“为什么时间不够用”、“课业负担重在哪些地方”等问题，认为导致时间不够用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教育部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课本内容，根本无法按时讲完，因此造成课外加课和侵占学生休息时间；二是学生每天自习时间与教育部规定的不相符；三是某些学校和教师，为了追求升学率，又给学生增加许多负担。

  至于课业负担重的原因，魏莲一总结了四点：门类太多，齐头并进的“重头戏”太多；理化课费时太多，内容太深；政治课经常要增加一些新的政治形势材料、文件、社论等，只得侵占休息时间来讲了；教学方法上背的内容太多。

  报告写出来后，魏莲一找到华北局宣传部部长杨述（杨是魏莲一姐姐韦君宜的丈夫）。杨述收下报告，并答应向华北局领导转达意见。“他后来把信送了上去，没有告诉我。我根本没想到，这封信会被毛主席看到！”魏莲一说。

  1964年3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第16期《群众反映》摘登魏莲一的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此外，批示还要求将信件“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要他们“加以调查研究”。

  教育局局长特意告诫魏莲一：“这下你出名了，以后做事可要特别谨慎。”回到学校后，她还是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事们，“大家奔走相告，觉得这下子问题可以解决了”。

  此后，北京市要求学校减少考试次数、每节课习题不得超过3个、学生寒暑假期间不得补课，等等。在全国范围，由“二月来信”引发的“减负”很快成为热潮，并成为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切入口。

  春节座谈会重点谈“减负”

  其实，在魏莲一“上书”之前，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就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重点谈教育。这天是农历正月初一，史称“春节座谈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以及党外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16人。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也在场。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对于考试方法，他的批评尤为尖锐：“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这次座谈会是毛泽东第一次集中谈教育，虽然许多观点他以前也谈过，但这次会议规格之高，批评之严厉是前所未有的。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全华认为，新中国教育的成绩与问题同在，毛泽东对教育方针的肯定，是肯定60年代初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政策调整，也说明当时全党上下一致认同60年代初的教育调整。至于“方法不对”，毛泽东的认识具有前瞻性和超前性，所列举的大量事例大多是有根据的。

  当时，教育部正在召开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会议从1月25日开始，起初学习中央有关教育的指示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报告；春节后，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对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检查了普通教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认为“除毛主席在谈话中指出的以外，还存在相当严重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

  3月22日，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局邀请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讨论如何改进教学工作，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26日，《人民日报》发表《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的文章，报道了教育部邀请北京市部分中学教师座谈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的经验。

  此后一个月，教育部又邀请北京市部分中学校长和教师进行座谈。在这几次会上，校长和教师代表谈了在初步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之后，学校出现的新气象。《光明日报》连续大篇幅报道了这几次座谈会的情况。

  魏莲一在会上谈了铁路二中在教学方法上的改进，她说：“学校领导和教师一起学习毛主席讲的《教授法》，其中第一条就是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教师体会到，在教学中也要贯彻人的因素第一的思想，不能只管讲，也要管学生学得怎么样。”

  校长们还对减轻负担后，如何把学生的余力引导到正确方向上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有校长提出：“课外活动也要搞得生动活泼，不要把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各种活动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

  随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也相继召开座谈会讨论学生负担问题。成都、广州、长春、合肥、天津等地都邀请一部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就如何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提高教学质量交流经验。

  这一时期，上海育才中学在“减负”实践中总结出“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教学经验，在全国范围被宣传报道，成为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的典型。

  4月11日，《人民日报》介绍了上海育才中学的经验，发表社论《培养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学习风气》。社论要求“学校和教师要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思想，同时，要采取革命的态度改进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并建议“坚决贯彻执行少而精的原则”，“倡导启发式的教授法，实行学以致用的原则”。

  “减负”风潮引发学制改革

  一方面给学生安排了大量的劳动和各种活动，但另一方面又在高喊“减负”的口号——建国后17年的教育，似乎始终存在这样的矛盾。

  周全华教授分析了其中的逻辑：当时并没把劳动教育和政治教育看成是负担，两者都不是“减负”的对象，“减负”实际上减的是文化知识教育。但他也认为，17年教育在各时段是不同的，要具体分析。

  建国初期，社会各界充满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然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怎样办”等问题，当时并没有现成答案，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只能从实践中求索。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对旧教育的改造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在此基础上，经过“一五”期间的教育实践，中央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思路，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红旗》杂志撰文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然而，教育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多大程度上结合？这些都是需要教育工作者深思而慎行的问题。

  1958年12月，广西黎塘中学给教育部写信，详述了从开学至年底的4个月中，各方面布置给学校的劳动任务：办工厂若干天，大炼钢铁“苦战了十七昼夜”，搬运木材4天，采树种4天，做棉衣一周，种400亩亚麻“苦战5天”，水利积肥20天……到了1959年，甚至有学校“开学两个月，劳动41天”。

  对教育方针的盲目执行造成了学生负担过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难以得到保证。周全华教授说：“1958年的大规模的教劳结合实验，由于客观上缺乏结合点，主观上又未意识到结合点的至关重要，所以大都未能真正做到教劳结合，而只是教劳分立，后来发展到教劳冲突、劳冲击教。”

  1960年4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标志学制改革开场白的文稿。

  陆定一在会上宣布：“从现在起，进行规模较大的试验，在全日制的中小学教育中，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准备以十年至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全日制中小学教育的学制改革。”

  伴随这次改革，新中国的教育进入整顿期，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有所缓解。然而，到了60年代初期，在高等教育供需关系失衡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再次凸显。

  建国后，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大中小学教育呈现“高低两头扩张、中间发展不快”的不平衡态势。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很快，而中等教育发展较慢。据统计，在50年代的10年中，有6年大学招生数超过高中毕业生数，高考升学竞争不突出。但是随着大跃进受挫，经济规模和教育规模都急剧下降，大学招生数急剧压缩，从1960年招生32.3万人降至1964年的14.7万人。而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大大超过高校招生人数。

  “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突出，考大学成了考‘皇粮’、考‘铁饭碗’、考城市户口、考‘农转非’。这就导致了高中教学在学生、家长、学校、教育行政及社会的全方位的压力之下，在社会传统价值的压力之下，产生了对教学量层层加码的追求。”周全华说。

  1963年1月，教育部在《关于当前中学教学工作的几点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在1964年的“二月来信”和“春节座谈会”的推动下，给学生“减负”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教师的共识。

  为了给“减负”寻求制度性保障，中央对于如何减轻学生负担的讨论开始转向学制改革，其中学制年限、课程设置和考评方法成为关注的焦点。

  1964年2月，中央成立学制问题研究小组。不到半年，学制问题研究小组草拟了《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全日制学校，小学基本学制为五年，不分段；中学基本学制为四年，不分段；设立高等教育预科教育，作为四年制中等教育同高等教育的衔接和过渡”。

  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指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在于课程门类多，课外作业多，测验考试多。在这份报告上，中央批示：“克服中小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的问题，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需的，而且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要防止重新发生开会过多、劳动过多，不安排应有的课外作业，不督促学生勤奋学习等另一方面的偏向”。

  同年7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适当减少课程门类，适当减少每周上课总时数，教材作必要的小修改，一般不降低程度，只精简理论要求过高的、繁琐的内容”。这些规定正是对1963年颁布的“新十二年制大纲”的调整。

  相对于以往的学制改革，这次改革强调启发式、少而精的讲授法，反对繁琐哲学，进而扩大到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删繁就简。但由于缺乏充分论证、长期试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改革方案并未形成正式文件。

  周全华认为，1964年的学制改革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把考试问题上升为“资产阶级文化专政”，导致广大教师和教育领导机关的思想混乱。教学改革推动着学校向着“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形势发展，而又恰恰是“文化革命”终结了这一次被视为是“改良主义的教学改革”。

  超前而又正确的预言

  “早上5点40分起床，6点10分到校，晚上9点50分放学，11点睡觉，中间时间也都在学校，只有周日下午休息两个小时洗澡”。

  40多年之后的2009年1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减负”成为最受关注、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一位初三学生在网上贴出了自己一天的时间表。

  “当年所提的‘减负’口号是超前而又正确的预言。”周全华认为，“文革”前17年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成形期，恢复高考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期。现代教育在以固有的优势发展的同时，一些弊端也在同步“发展”，如重点学校制度、片面追求升学率、“填鸭式”教育等。

  这些问题累积叠加，就造成了学生课业负担重，身心发展受到压抑。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始终存在，以至于“减负”多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进而也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自觉追求。

  1983年1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提出“要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要保证学生的睡眠、休息和课外体育、文娱、科技活动时间”，“不要频繁地进行考试”等要求。

  1988年5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要端正办学思想、减少考试、减少课外作业、保证学生的睡眠、休息和课外体育、文娱、科技活动的时间等。

  2000年2月1日，江泽民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提出，现在一些学生负担很重，结果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不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还有一些学校和地方，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和学校的设施建设抓得比较紧，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纪律法制教育，对学生在校外活动的情况，抓得比较松……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4年6月，教育部提出新形势下“减负”的“五坚持、五不准”，即：“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评价观，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小学、中学招生举行选拔考试；坚持认真执行国家课程计划，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坚持全面评价学生的发展，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时隔半个世纪，给学生“减负”依然是中国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年的“减负”实践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1979年，邓小平在文代会所作的报告中纠正了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为“文革”后教育的拨乱反正及至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思路。

  “60年代初的教育调整和拨乱反正中的教育调整，都是以‘违背教育规律’为理论武器来批判极左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实际上仍是两个价值之争：一方是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即为极左政治服务的功能，一方是强调教育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即以人为本。”周全华说。

  “教育和文学艺术一样，除了政治功能，还有自身的独立功能和独立的价值目标，这可以总括为‘以人为本’。”周全华认为，体现在教育价值上，就是开发被教育者的潜能，使之成为能自立于社会的人，如果忽视这一功能就会导致教育的异化。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1917年，当毛泽东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时，就撰文批评当时的教育：“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1921年，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又历数课程过繁的坏处：“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建国后，他又多次强调“减少门数，减少分量，为的是全面发展”。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俞家庆认为，毛泽东“减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其科学内核包括精简课程设置和教材，反对注入式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教学方法；改革考试和评价方法等，这对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长期积淀的与学生课业负担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简单地使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并不能解决问题。”俞家庆建议，对“减负”问题应该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开展扎扎实实的教育试验，待取得成熟经验后再推广应用。

  “‘减负’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转变只重视少数尖子学生、轻视大多数学生，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和人格发展的教学观，树立全面的知识学习、能力提高与人格完善相统一的教学观，形成新的教育价值观、质量观和人才观，为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俞家庆说。